[ 錢雄偉 ]——(2003-12-14) / 已閱12536次
憲法是匹奮鬃揚蹄的理論之馬嗎
－－與魏雅華商榷
湖北鄂州大學文法系 錢雄偉
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母法，應“與時俱進”自是毋庸置疑，但魏雅華在《〈憲法〉應“與時俱進”》（見《中國律師》2003.2）一文中卻由之引申，質疑憲法的“滯后”原則，把憲法比作奮鬃揚蹄的理論之馬，把實踐比作碌碡，并得出結論：憲法應該是前瞻性的理論，拉著實踐跑，而不是實踐拉著憲法跑。筆者以為作者的論證不能合乎邏輯地推導出上述論斷，而且這一種冒進的思想傾向有違憲法特性，在憲法學研究中不僅沒有積極意義，甚至還會將“修憲”引入歧途，因此試就此談談自己的管見，與魏雅華商榷。
作者分析了新中國憲政史上的兩則經典“違憲”案例：一、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農民偷偷“包產到戶”，二、深圳首創(chuàng)“買賣國有土地使用權”。以此為證得出結論：“如果我們堅決的依法辦事，那么壓根就不會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果我們視《憲法》如無物，那豈不是對《憲法》的輕蔑與褻瀆？”這的確道出了依憲治國和改革開放之間存在的矛盾，必須正確地反思和處理好這一矛盾，才能更好地通過改革開放實現(xiàn)依法治國，同時通過依法治國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但作者由此得出“‘滯后’法則將《憲法》變成了一張廢紙”的結論卻有些牽強附會。是“滯后”法則的錯？作者自己在文中說：“全世界都有每隔幾年（一般為四年）就要對《憲法》修訂一次的制度�！必M不是全世界的憲法都難逃變成了一張廢紙的厄運？眾所周知，“法律具有天生的保守傾向，法律規(guī)范框架中有著某種僵化性，使法律變革常常落后社會改革 ，還可能發(fā)展出對社會生活的過度控制的傾向�！保╗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 法哲學及其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是為“滯后”法則之本義，它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guī)律。胡錦濤總書記在《在首都各界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年12月5日）中指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蓬勃發(fā)展，是憲法得以充分實施和不斷完善的根本原因。實踐沒有止境，憲法也要隨著實踐的發(fā)展而不斷完善。要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發(fā)展要求，根據實踐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經驗和新認識，及時依照法定程序對憲法的某些規(guī)定進行必要的修正和補充，使憲法成為反映時代要求、與時俱進的憲法�！焙倳浀脑捝羁痰仃U明了實踐和憲法之間的辯證關系，進一步印證了“滯后”原則的客觀性。
按照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觀點，法的本質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國家意志和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體現(xiàn)。憲法之所以要集中表現(xiàn)統(tǒng)治階級內部各階級、各階層的利益和意志，原因根源在于憲法的民主性，從憲法的產生和發(fā)展歷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憲法的出現(xiàn)就在于對抗專制和獨裁，通過“民主制度的法律化”來鞏固民主成果。憲法典主要內容是有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國家機構的規(guī)定，目的就是要建立有限政府，以權利制約權力。由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的變化不僅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穩(wěn)定，而且直接關系到統(tǒng)治階級的根本利益，關系到憲法能否保持應有的權威和尊嚴，因此憲法規(guī)范必須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也正是因為它是民主進程法律化的成果，它的前進需要民主力量的推動，因而它只能如實地記錄民主進程中已經取得的成果，而不可能臆想地創(chuàng)造所謂“超前的、前瞻性的理論”來指導實踐的前進。否則，即使勉強加進憲法條款，也只能是廢紙一張，形同虛設。1954年憲法中關于以人民公社為代表的集體所有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和生產結構與1982年憲法中嚴禁土地買賣的規(guī)定，不就是建立在對所謂“社會主義”的“前瞻性理論”基礎上的嗎？它帶給我們的教訓難道還不夠沉重？
“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和“土地使用權買賣”這兩則經典“違憲”案例的出現(xiàn)，我以為，首先在于沒有實行依憲治國的憲政，形成完善的修憲機制，才使得憲法變成了一部反映遲鈍、落后而保守的法律；其次，沒有從立法技術上很好地解決依法治國和改革開放二者之間的關系，造就了孕育“違憲悖論”的溫床。憲法專家許清教授認為，“中國憲法具有中國特色，即把根本制度、社會制度規(guī)定在憲法里�！薄斑@一特色導致修憲頻繁的可能性�！蓖艏岩舱J為：“納入憲法的內容，應考慮它必須是根本性、全局性的問題；而且納入憲法時，還要考慮盡量只規(guī)定原則，不宜規(guī)定具體制度及操作程序。”從憲法規(guī)范的穩(wěn)定性和適應性所體現(xiàn)的價值取向來看，憲法會面臨規(guī)范穩(wěn)定性與社會變革價值之間的沖突，即一方面憲法要在社會發(fā)展的過程中保持其規(guī)范的最高性，用規(guī)范約束社會現(xiàn)實的隨意性，在另一方面，憲法又必須適應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需求。故此，要確保憲法權威的確立，必須在憲法規(guī)范穩(wěn)定性價值與社會變遷的價值追求的張力之間保持一種動態(tài)的有機平衡。找準造成這一對矛盾的關鍵才能更好地解決它，我以為如何從立法技術上解決好這一對矛盾是問題的關鍵，單純把罪責完全歸之于滯后原則，只能使我們在制定法律時無視法律自身的特性和規(guī)律，揠苗助長，滋長冒進的思想傾向，其帶來的危害較之保守的憲法有過之而無不及。試想，如果不是追求“一大二公”，怎會在憲法中規(guī)定人民公社的經濟制度？如果不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前瞻性”理解，怎會出現(xiàn)嚴禁土地進入市場的規(guī)定？又怎會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至于作者提到的私有財產保護問題，其實并不成為問題，根據“上位法優(yōu)于下位法”的法律適用原則，1990年國務院第55號令中的規(guī)定和憲法第13條規(guī)定是相互抵觸的，通過建立完善的憲法監(jiān)督機制完全可以解決，而多次提案都沒有解決私有財產的保護問題，恰恰說明對公私財產性質等問題還沒有從實踐和理論上成熟之前，不可能僅僅依據個人主觀意志來超前指導實踐，我以為這恰是憲法權威逐漸為社會重視的好現(xiàn)象，只有在實踐中成熟以后才可能形諸于憲法，真正發(fā)揮憲法對公民權利保障之功能。
既然憲法以保護公民權利為宗旨，我國憲法典也把公民權利一章提到國家機構一章之前，那么憲法規(guī)范應著力解決的是公民權利的內容和國家機構的制約原則，對于正在進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改革內容的規(guī)定，就不能多采用限定性、禁止性規(guī)范，否則就會使得相關方面的改革受到憲法的阻礙，在立法技術上自我設置二難悖論，在法治實踐中自相矛盾。楊海坤在《跨入新世紀的中國憲法學——中國憲法學研究現(xiàn)狀與評價》（中國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中說：“通觀我國的憲法，與其說是一部法律還不如說是一部政治性綱領。沒有法律的特性，卻基本了政治綱領的所以要素�！卑硕椃C布至今，已經過三次部分修改。除了三次憲法修改涉及的內容，學界對現(xiàn)行憲法內容和規(guī)范設計方面的種種不足進行了深入探討�？v觀這三次憲法修改，主要有如下缺陷：一是修改的內容集中在經濟制度方面，三次修改通過17條修正案，有11條約2/3涉及經濟制度，對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制度完善關注不足；二是修改后的憲法規(guī)范仍綱領性、政策性有余，規(guī)范性不足。綱領和政策是黨和政府在一定時期內的目標和行動步驟，具有前瞻性，會經常根據實踐的發(fā)展而調整，不宜作為憲法規(guī)范，八二憲法的三次修改全在于憲法中關于經濟政策的規(guī)范落后于現(xiàn)實社會的發(fā)展，成為經濟建設的桎梏，才導致修憲。同時鑒于我國憲政制度與兩個人權公約在應然權利認知上的重大差異，我國已加入了這兩個公約，修憲應該將重點放在公民權利保護制度和部分國家制度的完善。其三，修憲過于頻繁，削弱了憲法權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憲法意識。一部法律之所以被百姓信仰，就是因為它在司法實踐中不斷的被應用，不斷的被認可和遵守。假使按照魏雅華一文中的觀點，即使制定出了“與時俱進”的憲法，也仍然難逃“滯后”的厄運，難以避免的頻繁修憲將淪為“救火的法寶”抑或“盲動的指揮棒”，不利于憲法權威和公民憲法意識的鞏固。在憲法的指導思想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證我國憲法修改、制定過程中的一根“紅線”，有了這根“紅線”，對憲法性質變化的擔憂就可消解。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創(chuàng)新改革，完全可由國家政策來加以規(guī)范和約束，通過試點的方式加以運作，成功則推廣，這樣就不會存在對憲法的輕蔑和褻瀆，又能夠比較好地協(xié)調因立法技術衍生的這一矛盾。
綜上所述，“滯后”原則并不是妨礙依憲治國的罪魁禍首，憲法也并非“奮鬃揚蹄的理論之馬”，而應該是文明進程的守護神，它不可能也沒必要充當搖旗吶喊的狂飆角色，而從立法技術上消解其對當前改革創(chuàng)新實踐的負面影響乃當務之急，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fā)揮其作為根本大法的保駕護航功能，從而實現(xiàn)“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