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21-11-30) / 已閱4018次
評述：
甲以A、B、C三個投標人的身份參與投標的，比起A、B、C三個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的情形，特別在只有A、B、C參與的投標的情形下，損害對方利益，前者比后者，情節(jié)更加嚴重。前者串通更加徹底，連A、B、C之間相互串通，討價還價，都省略了。理所當然構成串通投標罪。如果參與招投標的競爭者眾多，為了提高中標率，甲以A、B、C三家公司的名義參與招投標的，這種情形會至少會損害其他投標人利益，亦屬于串通投標罪的表現(xiàn)形式。
乙分別與A、B、C三個投標人約定，由后者以A、B、C名義投標，中標后將項目轉包給乙的情形，串通投標報價的，是正常狀況，應入罪；不串通投標報價的，是異常狀況，可不入罪。
關于拍賣、掛牌出讓是否屬于招投標行為的問題。這是個偽命題。理由是，所有的拍賣、所有的掛牌出讓，所有的招投標，都是市場交易行為。因此，拍賣人，掛牌出讓人，完全可以把拍賣形式，掛牌出讓形式，隨心所欲地轉換成招投標形式。拍賣、掛牌出讓與招投標不是實質相似，而是實質相同，是性質相同的客觀事物。顯然，串通拍賣，串通掛牌出讓，情節(jié)嚴重的，構成串通投標罪。
“需要研究的是如何理解和認定本罪的行為主體。例如A公司就一項重大工程招標時，意欲投標的B公司委托C公司代理投標事項。C公司的甲為了能夠使B公司中標，而與A公司中參與管理投標事項的乙串通，乙將其他投標公司的投標報價告訴給甲，甲以最低報價使B公司中標，導致重大工程遭受重大損失。甲與乙的行為是否成立串通投標罪？”
評述：
串通投標罪的犯罪主體，只受《刑法》約束，不受《招標投標法》約束。兩部法律調整行為主體、行為對象都不相同，沒有參考價值。串通投標罪的行為主體，依照共同犯罪的規(guī)定，據(jù)實認定即可。因此，上述案例中，C公司、B公司以及甲、乙均為串通投標案共同犯罪的犯罪主體。
“實踐中常見的一類犯罪是，騙取汽車后偽造相關證件，再利用騙取的汽車與偽造的相關證件，將汽車‘質押’給他人，騙取他人現(xiàn)金。對這類案件如何處理，在理論上與實踐中也存在爭議。首先，大體可以肯定的是，利用虛假身份信息向汽車租賃公司租車的前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其次，不能認為后行為是共罰的事后行為或者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因為后行為侵害了新的法益，而不是單純利用不法狀態(tài)使犯罪利益得以實現(xiàn)的行為。也不能認為后行為缺乏適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概言之，后行為也構成詐騙或者合同詐騙罪。最后，對上述實行數(shù)罪并罰也是有道理的，但由于我國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法定刑過重，又由于這類案件越來越多，即可以認為被告人的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之間具有通常的類型性，因此，以牽連犯從一重罪處罰是可以接受的。”
評述：
必須保持頭腦清醒：行為人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騙取汽車后，偽造相關證據(jù)，再‘質押’給他人騙取現(xiàn)金的。只成立利用租賃合同騙取汽車的合同詐騙罪。后面?zhèn)卧熳C件，再‘質押’給他人騙取現(xiàn)金，屬于民事欺詐行為。借款人借出款項，但獲得了‘質押’汽車，行為人并沒有直接造成借款人遭受財產(chǎn)損失。如果以后案發(fā)，‘質押汽車’被辦案單位追回，或者租賃公司取回，造成借款人經(jīng)濟損失的，是辦案單位或者租賃公司的私力救濟行為直接造成的，不是行為人本人直接造成的。因此。盡管借款人最終遭受了經(jīng)濟損失，但不是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侵財罪），必須是犯罪分子直接侵犯其財物的人。
如果行為人早就打算借款后，再偷偷將汽車開回退還汽車租賃公司的情形。這種情形，先前的汽車租賃行為不構成犯罪，但是偽造證件‘質押’汽車借款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犯罪金額就是借款金額。將‘質押’汽車盜回的行為，是盜回自己的財產(chǎn)，不構成盜竊罪，同時該行為，就是質押借款合同在簽訂、履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該行為早就有預謀的，說明行為人一開始就沒有履行‘質押’借款合同的誠意，只是想通過質押借款合同騙取借款人的財物。如果是借款之后，行為人才產(chǎn)生犯意這樣做的，同樣構成合同詐騙罪。只不過，非法占有目的產(chǎn)生的時間稍后而己。當行為人將‘質押’汽車盜回之時，就意味著行為人當初簽訂借款合同時，對借款人所作的‘質押’汽車的承諾是虛假的，所借到的現(xiàn)金自然就是騙取的。
綜上所述，行為人實際只犯一罪。所謂的數(shù)罪并罰也是有道理的，所謂的以牽連犯從一重罪處罰是可以接受的，是被刑法教義學搞懵圈了的表現(xiàn)，已經(jīng)分不清楚了一罪還是數(shù)罪了。（未完待續(xù)）
作者：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肖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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